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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機“身份證” 封堵權力監管中的漏洞
近日,莆田市秀嶼區農機總站兩位工作人員來到平海鎮東湖村,對蔬菜種植大戶徐建忠申報農機補貼的一臺大馬力拖拉機進行現場核實。兩位工作人員仔細對照了拖拉機的型號、馬力、出廠編號等數據,經確認無誤后,將一張綁定了這臺拖拉機補貼信息的條形碼貼在了機頭上。隨后,兩人又分別與拖拉機合影,然后上傳到莆田市購機補貼監控平臺,整個核實過程才算完成。
張貼條形碼、拍照上傳到監控平臺,是莆田市農機部門從去年8月開始實施的一項農機補貼管理新辦法。近幾年來,歷來被稱為“清水衙門”的農機部門頻頻出現各類“蛀蟲”,莆田市先后有荔城區、涵江區、秀嶼區、城廂區等多個農機站的負責人落馬,有的農機站甚至出現腐敗窩案。
“基層農機部門的貪腐行為,都是向國家補貼款下手,鉆了權力運行不公開、不規范的空子。”莆田市農業局紀檢組長林海深分析說,照過去的工作習慣,農機補貼從接收申請材料到資格審核、現場核實、補貼發放,一般由一名工作人員全程包辦,不僅權力過于集中,而且現場核實等環節很可能走過場,從而造成補貼發放不準確、不公平現象。一些不法分子看到這些漏洞后,與農機“蛀蟲”內外勾結,通過假購機、倒買倒賣等方式,大肆騙取農機補貼,給國家財政造成嚴重損失。
秀嶼區法院判決的一起案件很有代表性。戴某是秀嶼區農機總站一名普通職工,負責審核、監管農機補貼。任職期間,戴某在收受1.1萬元財物賄賂后,與不法分子相互勾結,合謀套取國家農機補貼資金62.59萬元。因犯濫用職權罪、受賄罪,戴某已被判刑六個月,而她所鉆的空子,就是自己可以全程包辦、缺乏監督,必要的現場核實等環節也都形同虛設。
怎樣堵住權力監管中的這些漏洞?去年8月,莆田市在全國首創購機補貼監控平臺。每張條形碼只能綁定一臺農機,等于是這臺農機的“身份證”,從而可以有效防止不法分子倒賣農機、反復申請補貼;此外,只有兩名工作人員現場核實完畢,在15分鐘內分別拍照上傳后,市農機總站才會將補貼給予審核通過。在上傳照片的同時,核實人員、核實時間、地理位置等信息也自動上傳到監控后臺,過后一旦發現問題,可以根據數據記錄立即倒查,揪出責任人。
新平臺、新制度雖然增加了農機工作人員的工作量,但效率反而有了提升。蔬菜種植大戶徐建忠去年11月4日購買的拖拉機,去年12月10日拿著材料去申請,12月12日就迎來了現場核實人員。“這臺拖拉機總價10.3萬元,國家補貼3.5萬元、省財政補貼1.16萬元。”秀嶼區農機總站站長許計謀說,以往現場核實要帶很多紙質材料,一一核對麻煩又耗時,如果工作人員辦事拖延,補貼領到手要兩三個月。“現在帶一部手機就行,與監控后臺聯網處理,超過時限還自動報警,所以45天內一定能把補貼款發到他卡里!”
農機有了“身份證”,后期的核查環節更加簡便易行。只要用手機打開購機補貼監控平臺APP,對著上次張貼的條形碼輕輕一掃,全部信息一目了然。核查是為了確認這臺農機確實是這個合作社購買,而且一直在正常使用,防止倒買倒賣農機、騙領補貼現象。
目前,莆田市購機補貼監控平臺已將全市所有的補貼農機全部納入管理。截至去年10月底,全市601戶農戶購置的953臺農機一共獲得補貼資金471萬余元,所有信息都可以通過監控平臺查詢。購置的農戶遞交申請材料后,連補貼發放的進度都能查到了。
制約權力也是一種惠民
仙游縣富洋農機合作社**近新買了一臺大型拖拉機,總價17.6萬元,領到的國家、省兩級補貼款高達14萬余元,自己只花了3萬元左右。按照合作社負責人傅富鳳的話說,購機補貼是一項實實在在的惠民好政策。“我們合作社現在的家底有上百臺農機、農具,如果沒有補貼,根本不敢想象!”
然而,由于基層農機部門在管理中存在的漏洞,使這項惠民政策在落實中出現了偏差。秀嶼區一名基層農機站的普通職工,利用手中不受制約的權力,幾次作案就導致國家財政損失60多萬元。
要讓農機補貼政策不折不扣地實施到位,制約權力、堵住漏洞是關鍵,不能給蛀蟲們留下生存的土壤。莆田創設的購機補貼監控平臺,用一張條形碼再造權力運行流程,將核實、核查等環節落到實處,讓權力運行有了固定的軌道,是對制約權力的有益嘗試,也是另一種惠民措施。
- 周先生發布于2015-01-06 17:12這樣很好 --來自農機通手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