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糧可望迎來“十連增”，而下一個十年是否還會“十連增”？“農村空心化”、“土地城鎮化”的現實讓未來糧食增產面臨挑戰，我們需要的不只是糧食產量的持續增長，更需要深入研究——城市擴張的邊界在哪里；如何嚴控土地的城鎮化；中國如何擁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職業農民……

　　澆灌漿水、防治病蟲、準備收獲……眼下，在我國小麥主產區，夏糧生產正在如火如荼進行。農業氣象專家預測，如果后期天氣正常，我國夏糧將再獲豐收。

　　在高起點、高基數上，如果夏糧再獲豐收，將迎來可喜的“十連增”。糧食連年增產，令人振奮。然而，許多人也開始擔心：實現連續增產后，我國糧食還有增產后勁嗎，增產的空間又在哪里？在城鎮化發展加速推進的過程中，大量農村青壯勞動力涌入城市，“空心化”的農村如何確保我國糧食安全？

　　農村“空心化”漸顯：散戶緣何不愿種糧？

　　**近幾年，江西省吉水縣金灘鎮塘下村種田人越來越少。“全村一共430多戶，2003年村里還有一半農民在種田，現在只有120戶種了，還多是村干部、小組長和老人，40歲以下的人種糧積極性幾乎為零。”村支書劉學澤說。

　　散戶為什么不愿種糧？劉學澤說，這幾年糧食連年豐收，但糧價漲幅遠不及種地成本漲得快。現在和以前比，每畝地用肥增了70元，用種增了40元，加上機耕等各種費用，每畝投入從原來的220元漲到現在的400元左右。雖然種地成本翻番，但糧食產量增加不多，每畝五六百元的收入只抵上打工三四天掙的錢，真是“辛辛苦苦忙一年，不抵一月打工錢”。

　　目前，像塘下村這樣的村莊在我國十分常見。于是，每年開春，我們往往看到這樣的場景：婦女、老人在田間揮汗勞作，兒童在旁邊玩耍。

　　這幅畫面襯托出的是中國農村的現實，青壯年勞力奔向城市里的工廠，農業生產只好由婦女、兒童、老人來承擔。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朱信凱分析說，根據測算，當前我國糧食生產的成本增長高于產值的增長，收益率呈下降趨勢。稻谷、小麥、玉米的收益率由1998年的30.6%下降到2009年的24.3%，大豆由37.0%下降為22.1%；在各類農產品中，糧食的收益又大大低于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經濟作物。雖然采取了對糧食的補貼與**低收購價的政策，其補貼收入仍低于當年總成本增加額與物質費用增加額。

　　這讓我們不禁擔心：現在，還有多少地方的農民一年到頭守著幾畝薄田，靠種地為生，踏踏實實安心種糧？

　　長久以來，我們都難以想象一個農業大國正在面臨“農民荒”的危機。

　　然而，數據再次印證了上面的事實。據統計，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達到51.27%。與此同時，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青壯年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的比重以及農業收入占農村家庭收入的比重，都降到了50%以下。2012年，我國農民工數量達到2.63億人，并且每年以近千萬人的速度增長。

　　但另一種情況卻日益凸顯，務農農民尤其是高素質的青壯年農民數量卻急劇減少。在校讀書的“90后”，即便是來自農村的學生，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從未將農民作為未來的職業選擇。據統計，目前我國50歲以上農業從業人員已經超過40%。

　　從動態方面來看，1996年第一次農業普查時，50歲以上農業從業人員比重僅為18.1%，第二次農業普查時上升至32.5%，10年上升了14.4個百分點。按此趨勢，到2016年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時，我國農業勞動力中50歲以上所占比重將會超過50%。

　　依據聯合國有關機構確定，45歲及以上的農業勞動力為老年勞動力，這部分勞動力所占比重超過農業勞動力15%時就可稱之為勞動力的老年型結構。對照這個標準，“誰來種地”、“靠誰來實現農業現代化”等問題令人擔憂。

　　“土地城鎮化”堪憂：糧食安全誰來保障？

　　江西省余干縣烏泥鎮位于鄱陽湖邊的糧食主產區。多年來，當地三萬多畝水田因為整理不到位，只能種一季稻，另有近兩千畝土地被荒廢。為提高耕地質量，增加耕地面積，烏泥鎮政府2006年底開始實施造地增糧工程——修建了大量水渠、排灌站、機耕道，整平了原本高低不平的田地。

　　村民吳姚根說：“我家的十多畝稻田現在可以種兩季稻，產量翻番，而且原來一些無法利用的小塊土地現在也可以種水稻了。”耕地整理使吳姚根家的耕地面積增加了近兩畝，無形中使糧食產量增加了10%以上。

　　烏泥鎮的做法在我國并非“獨一家”。在經濟發展和耕地保護雙重壓力下，各地紛紛出臺政策，探索集聚土地資源、統籌城鄉發展的新路徑，以化解“城鎮吃耕地”之憂。

　　按照常住人口計算，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52.57%，比2011年提高了1.3個百分點，也就是又增加了2103萬城鎮常住人口。

　　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各類建設占用耕地不可避免，此外，生態退耕、自然災害損毀等因素也造成耕地面積的減少。有研究顯示，東部一些省份城市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耕地要減少約13.69萬公頃。

　　今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城鄉一體化藍皮書》中也指出，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導致土地要素流出糧食生產領域，工業化、城鎮化與糧食生產相互爭地的矛盾日漸突出。耕地約束構成了我國糧食安全的重大挑戰。

　　“地少人多是中國的基本國情，隨著城市的擴張和各類建設用地的增加，耕地保有量下降不可避免。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城市空間分布與優質耕地分布大部分是重合的，使城市擴張與土地資源以及糧食安全的矛盾更為突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小映說。

　　在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城市為主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為了確保糧食安全，在實行嚴格耕地保護政策的同時，我國千方百計增加耕地面積，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

　　然而，實現“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的目標并不樂觀。統計數據顯示，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僅為1.38畝，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宜居土地只占陸地國土面積的19%，耕地質量總體偏差。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土壤退化、“三廢”污染等問題嚴重。

　　現實面前，我們不得不思考，在未來城鎮化的浪潮中，如何尋求城鎮化和耕地保護之間的平衡點；如何創新耕地保護機制，保護我國糧食安全？

　　“當前，我們的耕地保護要盡快由數量保護上升到數量和質量保護并重，形成以保護耕地生產能力為主的耕地保護測評體系，進一步發揮耕地保護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的作用。”河北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院長許皞說。

　　尋找城鎮化與耕地保護的平衡點，就是要擯棄“GDP至上”的傳統政績觀，改變各地政府過多依賴“土地財政”的發展模式，變土地城鎮化為人的城鎮化。在此基礎上，要嚴格保護耕地和基本農田，充分利用未利用土地，從挖掘用地潛力入手，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努力提高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水平。

　　“土地流轉”加速：離土農民怎消后顧之憂？

　　河南省焦作市博愛縣金城鄉南莊村的王保田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3年前，他將自家土地流轉并加入中原種植合作社后，成為一名既種地又拿工資的“職業農民”。“一天工作8小時，一個月上25天班，這樣，我一邊通過土地流轉收取租金，一邊還能在合作社里打工掙錢。守著田地，照顧著老伴兒，拿著雙工資，兒子兒媳在外地打工。一年下來，全家有近4萬元的收入。”王保田說。

　　跟王保田一樣，土地流轉在農村的加速讓很多農民嘗到了種田帶來的甜頭。

　　來自吉林省的調查顯示，規模在20—30畝、30—70畝的玉米種植大戶，每戶平均凈收入分別為1.2萬元和2.3萬元，基本與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工收入相當，這部分人成為職業農民后不會輕易離開農村。

　　以前，氣候、災害、疾病等自然因素對農業效益影響很大。如今，隨著農產品流通加快，價格信息、銷售渠道等因素也逐漸開始左右農民的“錢袋子”。然而，這些因素，讓只有一畝三分地的散戶農民難以承受。為此，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

　　“發展規模經營首先要破解土地流轉問題。”山東省膠州市農業局經管站站長劉丕舜說，一要明確土地物權屬性，完善土地登記制度，理順流轉關系，規范流轉程序及利益分配，使土地流轉到**需要的農民手中；二要創新流轉形式，從單一的租金流轉到入股流轉、分紅流轉等多種形式，激發農民流轉土地的興趣；三要加快探索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完善農民**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推進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解除農民土地流轉的后顧之憂。

　　對此，農業部部長韓長賦也曾表示，國家鼓勵工商企業投資農業，推動農業產業化和規模化經營，但是不提倡工商企業大面積、長時間直接租種農戶土地，以避免土地出現過多的非糧化和非農化。“土地集中必須和農民的就業、轉移以及城鎮化相協調，企業應該帶動農戶發展而不是代替農民生產，應該把種養環節留給農民。”韓長賦說。

　　許皞認為，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未來不能靠一家一戶的刀耕火種的這種方式，需要有新的農民產生。“未來的農民概念應該和現在不一樣。必須在穩定提高農業比較效益的基礎上，要壯大新型職業農民隊伍。”許皞說。

　　兩院院士師昌緒建議，首先要大力發展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培養一批優秀的職業農民。其次要大力推動回鄉創業，鼓勵一批高素質人才返鄉建設新農村。可以中央財政為主、地方財政為輔，設立青年農民創業基金，對普通高中或職業中學畢業生從事農業經營并達到一定規模，對返鄉創業的職業農民可給予相應的資金扶持。

　　此外，要制定和完善大中專院校尤其是涉農院校畢業生投身現代農業的建設，探索制定吸引城市青年從事農業的優惠扶持政策，采取保留城市戶籍、提高社會保障待遇等措施，吸引他們成為現代職業農民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