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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不久,筆者老家安徽某縣的農機局長涉嫌套取農機補貼資金被執法機關拘捕。農機補貼本是中央和各省級財政給農民的補貼資金,是黨和政府的一項暖心工程,可有些居心不良的官員卻總想著從中撈一把、揩點油,與民爭利,禍國殃民,惡莫大焉。那位農機局長的被抓,也說明了上級部門對這種現象決不會聽之任之,只是某些人心存僥幸而已。“君之愛財,取之有道;小人放利,不顧天理”應該時時牢記。下面《北京晚報》評論部主任蘇文洋的這篇文章,讀來真是發人深省。
與民爭利 禍害大焉
本周一,北京日報·理論周刊用幾乎整版篇幅,刊發長文詮釋“國民黨何以失敗,共產黨何以勝利”。文中說,國民黨在軍事上失敗的同時,在經濟上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機,其突出表現就是惡性通貨膨脹。從1946年12月起,在國民黨統治區興起的廣大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也日益高漲。這一斗爭,迅速得到了工人、教員和其他勞動群眾的支持和響應。以青年學生為主體,有各階層人民群眾參加,以“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為主要內容的第二條戰線,加速了國民黨統治的崩潰。
新中國成立60周年前夕,人們在回顧歷史時,都提到當年新舊政權交替、國共兩黨興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民心向背。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后,何以短短三四年時間就民心喪盡、退守臺灣、結束了其在大陸22年的短暫統治呢?昨天出版的《東方瞭望周刊》有一篇文章,非常值得一讀。文章主題《冀朝鼎:經濟學家在“潛伏”》,副題《他給國民政府的這些“禍國”建議很簡單:與民爭利》。
冀朝鼎與其弟冀朝鑄在當代中國大名鼎鼎,冀朝鑄曾任周總理的翻譯,上世紀九十年代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他說:“大哥是跟國民黨走的,我自己則是一心向往革命的。”他不知道,冀朝鼎也是革命的共產黨人,1949年以前他****的上級是周恩來。1963年8月13日,任職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主任的冀朝鼎突發腦溢血逝世,正在外地的周總理趕回北京親自參加他的追悼會,并在審閱悼詞時,親筆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時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
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在近500頁的《成敗之鑒》回憶錄中,專有一個章節:“冀朝鼎禍國陰謀之得逞”。1941年,冀以私人秘書身份,隨擁有中將軍銜的國民政府大本營貿易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光甫從美國歸國,后“潛伏”在財政部長孔祥熙身邊,任中央銀行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掌管1億美元,影響國民政府貨幣政策。陳立夫說:“孔(祥熙)、宋(子文)兩人都認為冀很能干,結果冀為共產黨在我方參與財政方針設計工作。他專門替孔、宋出壞主意,都是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他舉例說:抗戰結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財政部提出以200元偽幣兌換1元法幣。結果國民政府盡收淪陷區的財富,卻盡失人心。陳立夫痛心疾首地感慨,這些政策是“經過中央會議決定的,竟把我們趕出大陸了。因為那時老百姓對我們失望極了,心想換一個政府看看,或許還有希望,這種心理就幫助了共產黨成功。”抗戰勝利后,民族資本家們紛紛要求拿回被日偽侵占的實業資產,但國民政府以大興國營事業之名,將接收的龐大敵偽資產改組為一系列全國性或區域性的工業壟斷組織,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石油公司等。官僚資本以國營面目得以形成壟斷。著名民族資本家榮德生上書國民政府:“日本紗廠接收后,全部改成國營,亦是與民爭利,以后民營紗廠恐更將不易為也。”
據陳立夫回憶,國民政府發行黃金儲蓄券按六折還本,發行美元儲蓄券到期不予兌現以及用金圓券強制收兌法幣、特別是金銀及外幣,“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壞主意”,“從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掃地”。長期從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評價: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國,他建議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使其爆發了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經濟崩潰,加速了國民黨統治的覆滅。
國民政府與民爭利,喪失民心,固然有冀朝鼎建議之“功勞”,但也確實切合了執政者的心態和統治階級的利益才得以施行。重溫這一段歷史,可以使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誰與民爭利,誰就是禍國殃民。那些拼命與民爭利的壟斷企業,也應當想一想埋下的將是什么樣的隱患。
2009年08月26日北京晚報 作者:蘇文洋
發表于 @ 2009年08月26日 21:59:00 |點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