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就在中國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替代“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并在這一戰略指導下中國經濟社會發生歷史性變革的時候，早在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中就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觀。此后，在聯合國全體成員國的共同努力下，1992年的環境發展大會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方針，制定并通過了《２１世紀行動議程》和《里約宣言》，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如果仔細研讀這些文件你會發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核心，是變過去人與自然的對立關系為和諧關系，強調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同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相協調，在滿足當代人需要的同時，不危及后代的利益。這種發展思路同那種片面強調經濟發展的傳統戰略，忽視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作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由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符合經濟、社會、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內在聯系和要求，是人類發展觀、文明觀上帶革命性的進步。

對于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和戰略，中國政府做出了積極的回應。就在《21世紀行動議程》和《里約宣言》發表后不久，中國政府組織眾多的部門著手編制《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并于1994年3月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正式通過。這標志著中國開始了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21世紀議程》，應該說依然是一份很有價值和戰略遠見的文件。因為在這個議程中，不僅按照中國的國情，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如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與對策、可持續發展立法與實施、費用與資金機制，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以及團體公眾參與等，而且還對可持續發展的具體領域提出了明確的目標和要求。如在社會可持續發展領域，涵蓋了人口、居民消費與社會服務、消除貧困、衛生與健康、人類居住區可持續發展、防災減災等內容；在經濟可持續發展領域，涵蓋了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政策、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的能源生產和消費等內容；在資源的合理利用與環境保護領域，涵蓋了水、土地等自然資源的保護與可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保護，土地荒漠化防治以及保護大氣層和固體廢物的無害化管理等。1995年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莊重地將可持續發展戰略納入了“九五”和到2010年中長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明確地提出“必須把社會全面發展放在重要戰略地位，實現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這是黨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也使我國逐步形成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與社會、經濟與自然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新型的發展戰略。在其后黨和國家一系列重要會議和文獻中，都把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想貫穿其中。

綜觀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過程以及在中國的貫徹和實施，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就對這一戰略的理解而言，中國無疑是深刻的，否則不可能在第**時間內對國際社會提出的這一全新的戰略和理念，作出如此快速的回應；但同時，從我們后來改革開放的實踐來看，我們似乎并沒有真正地把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想、理念貫穿在我們的具體行動中。否則就難以解釋，為什么在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出和實施之后，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似乎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甚至出現了另一種景象。據資料顯示，從1994年到2004年的10年時間里，中國減少的耕地高達1億畝，尤其是2000年以后出現的圈地風潮，使大量的耕地被占用，目前全國各級政府有400萬畝已圈土地被荒蕪和閑置；短短十年間，全國的基尼系數快速盤升，由1994年的0.4上升到目前的0.47，這標志著中國社會地區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2002年以后，全國的能源全面告急，煤氣油電等能源很快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與此相聯系，各地的環境進一步惡化，直接危脅到我們自身的生存。上述現象說明，雖然1994年后，從理論上我們開始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戰略，但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意義。

當然，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畢竟是十分務實的。如果你注意觀察中國這些年來走過的發展道路，也會發現，每當我們的社會經濟生活中遇到災難性的事件，或者社會矛盾比較突出的時候，我們的頭腦往往更加清醒，迫使我們進行反思，然后做出帶有戰略意義的重大選擇：

——1998年中國戰勝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災后，中央果斷地做出了在西部退耕還林的重大決策；

——世紀之交，當沙塵暴不斷地襲擊我國北方絕大多數地區、并給人民的生活帶來嚴重危害的時候，國家投巨資開始防沙治沙，改善長期被荒漠化的植被，保護人類**基本的生存環境；

——當快速發展的經濟，使中國地區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得過大，引發一系列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時候，我們開始高度關注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先后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和振興東北戰略。

如果再加上2003年“非典”疫情對后來我國發展戰略所產生的影響，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現在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及實行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戰略思想，進而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與其說是國際社會中可持續發展戰略思想的影響，倒不如說，是我們自身在改革發展的實踐中，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之所以要提出用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替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決不是簡單地把國際社會中形成的可持續發展的共識移植到中國來，而是說，我們將要堅持的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除了國際社會達成共識的價值外，還會有中國獨特的內涵。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發展邏輯的必然結果，也是這一發展戰略在更高意義上的升華。

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的體制、政策邏輯

如果筆者前面的分析能夠成立，那么，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明確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的內涵及其中國特色，還需要探討中國堅持可持續發展必須具備的制度、體制條件，只有對這些問題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可持續發展的國家發展戰略才有可能真正成為絕大多數人的共識。從一定意義上說，這種共識比一個簡單的口號更帶有根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