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國今天現實的社會主義與卡爾·馬克思先生構想的理想的社會主義相比，可以說是相距甚遠、面目全非，但是，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中國社會的轉型和進步仍然離不開馬克思主義。據中國**權威的官方新聞機構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于1月16日召開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工作會議，學習如何貫徹胡錦濤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的講話精神，總結交流工程實施一年多來的經驗，部署今年的工作。掌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正式宣布：“現在實施工程已進入攻堅階段”。可以看出，按照胡錦濤的思想和執政思路構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當前中國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大核心內容。這意味著，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發展正在尋找并將遵循新的理論體系。也就是說，當下中國在理論上正處在承上啟下的轉型階段，具體表現在：

一、從“穩定壓倒一切”到“建立和諧社會”

1989年2月26日，鄧小平第一次明確提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1990年12月24日，他強調：“我不止一次講過，穩定壓倒一切，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丟。”然而，隨著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提出，穩定不僅是社會發展的條件，還必須是社會發展的結果。讓所有的中國人都能安康、舒暢，成為這個時代的新特點。2005年2月11日在貴州考察工作時，胡錦濤就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以后在多個場合，胡錦濤多次突出強調建立“和諧社會”，成為這個時代的強音。

從本質上來講，“穩定壓倒一切”和“構建和諧社會”都是為了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但深入研究即可發現，前者與后者又有很大的區別：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往往是從上到下，后者更多考慮的是基層百姓的實際利益；前者帶有一定的強制性，后者則強調社會內生的穩定條件，注重自主、自覺性。

二、“發展是硬道理”到“科學發展觀”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鮮明地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論斷。在這個硬道理下，鄧小平的實踐性表現為“摸著石頭過河”理論。在這一理論指導下，中國發展走了25年，成績蜚聲國際，代價也是沉重的。改革初期階段，成本比較低，但改革后期，尤其倡導與國際接軌后，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成本在不斷加大。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單位GDP能耗**高的國家之一，煤電油運“繃得很緊”。七年來，中國耕地就減少了一億畝，超過全國耕地總量的5％。這說明，發展的硬道理需要“硬支撐”，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盡管發展依然會是中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主旋律，但發展必須是科學的。去年以來，人們聽到**多的一句政治口號是“科學發展觀”，這一發展理念“刷新”了過去20多年所有的發展理念和相關政治理論。中國改革在實踐中摸索出了一些經驗，現在到了將經驗總結為理論，并對實踐作出指導的時刻了。“摸著石頭過河”的“發展硬道理”的改革方針在歷史上起過重要的作用，今后或許還繼續會在某些領域起一些作用，但絕不能再作為未來改革的主旋律了。

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消滅貧富差距、注重公平”

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近二十年來，鄧小平的前半句話已經得到落實，但鄧小平提出的**終目標是共同富裕，至今尚未著落。胡錦濤上任后，提出了由中國在發展經濟時必須力爭在外部與內部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社會領域與經濟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建立平衡關系。胡錦濤是希望在中國人均GDP達到或超過3000美元時，可以落實鄧小平提出的中國人民將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解決地區、城鄉、貧富之間日益擴大的差別，實際上宣告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階段性政策完成了歷史任務。

四、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以人為本”

近十多年的發展現實證明：富者越來越富，窮者更顯得貧窮，而且越窮越沒有條件改變自身發展命運。這是因為，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指導下，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與此同時，社會不公平造成許多矛盾緊張與社會不和諧現象，潛伏隱患，不時爆發，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將更為突出，這與構建和諧社會的宗旨不符。新一屆政府提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僅要關心經濟增長的速度，還要關心中國將建立一種社會自然均衡發展的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喊了幾十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發展經濟，發展生產，其根本目的是要滿足人的需要，是以人為本的出發點。在人與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關系中，經濟社會發展是手段，而人的全面發展則是目的。人，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動力，又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當前中央高揚“以人為本”的旗幟，過去偏重于物質財富的增長，將轉向更加重視人的發展。以人為出發點，圍繞人民群眾的需要，解決人民群眾的疾苦將是這個時代的重要特征。

五、從“社會主義本質”到“和諧社會六大特征”

鄧小平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進行了原則的概括，即社會主義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終實現共同富裕”。這28字“本質論”的提出，準確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對中國突破傳統的社會主義認識窠臼，走出計劃體制的羈絆，迅速發展經濟，曾起到無可比擬的作用。2005年初，胡錦濤在《和諧社會高級研討班》上，對和諧社會基本特征進行了原則概括，即“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又一個28字“特征論”的提出，現實地回答了社會發展的目的和道路，為中國突破傳統發展理念，走科學和諧的發展道路，明確了可選擇的路徑。

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和實踐的轉變，尤其是社會基本價值取向的調整，意味著中國社會面臨著又一次重大轉型，意味著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代，而科學發展觀恰是這個時代呼喚的新理論。雖然 2006年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開局已經啟動，但新一屆領導集體能否做好這個時代的領軍人和開拓者，除了形成適合新時代發展需要的基本理念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夠解決好時代交替面臨的主要問題。因為當前中國依然面臨著眾多新的難題和困難，概括起來，至少有十個方面：

1．理論、觀念轉換，能否真正超越鄧小平時代傳統。當前的新理論——科學發展觀，既要追溯與尋找自身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淵源，又要超越鄧小平時代對馬克思主義的獨特解讀，并確立時代所需的理性價值與特質，如何實現理論上的繼承與揚棄，還需要巨大的理論勇氣。

2．利益矛盾多元化，能否形成新的社會凝聚力。二十多年社會不平衡發展，社會階層分化，已形成多元利益結構主導下的利益集團對峙格局。社會階層的剛性化趨勢又使各利益集團間的矛盾越來越難以調和，沖突四起，甚至激化。在新的理論指導下能否重新整合社會秩序，凝聚民心，化解利益沖突，還有待實踐的檢驗。

3．中央與地方的博弈，能否從體制上確立新的利益平衡點。改革的初衷及終極目的都是為改變集權時代的弊端。但中國開始進入“地方分權”，強調地方利益而藐視中央，陷入了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只想服務局部及眼前利益的漩渦。地方權力膨脹，地方割據嚴重，中央政府的總體部署與宏觀指導，是否能順利貫徹?其阻力及難度不能小覷。

4．腐敗成為“改革”揮之不去的痛處，能否建立新的制約機制。腐敗在全黨、全國蔓延，已發展為關系執政黨生死存亡的大事。**大的問題是，由于缺少來自社會及其它黨派的監督，黨內的腐敗**終要由黨自身來解決，因此，如何形成真正的反腐制約機制，已成為執政黨保持執政地位首先要面對的一大挑戰。

5．高增長既是現有矛盾產生之源，又是解決未來問題之本，能否有效擺脫經濟發展的“兩難困境”。追求經濟指標的高速增長既是中國諸多矛盾產生的根源，又成為掩飾矛盾與問題的遮羞布。但中國經濟現已成為無法停歇的巨輪，一旦減速，隱形的矛盾即會顯露，甚至激化，如何擺脫這“兩難困境”，是科學發展觀真正得以落實的關鍵。

6．政府是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又是公共產品的專權享有者，能否切實落實“新三民主義”的執政要求。中國的改革由政府趨動，改革的成果亦由政府分配。現階段要解決“社會公共產品及服務”提供不足，嚴重缺失問題，但政府及特權階層已成為社會公共產品的優先享有者。如醫療、住房、工資等改革不公平所形成的社會巨大差異，已是緩解社會利益矛盾，建立和諧社會的首要難題。

7．依法治國與民主政治，能否在執政中得到有機和諧的統一。民主和法治是國家政治建設的一體兩面，不可分割。現代社會既需要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民主與自由，又要求構建充分民主、自由條件下的法治社會。離開了民主的法治，缺少了百姓的言論自由，利益訴求管道，建立的只能是政府對百姓、領導對群眾、上級對下級的單向“法治治理”，所以，和諧社會既需要法治也需要民主，不可偏廢。

8．社會公平是時代的強音，能否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平博弈機制，以實現“社會公平”。社會公平，是所有現代社會尋求的基本價值坐標，但公平的真正實現，從來不是單靠政府的施舍，而是社會各個利益集團、社會階層互相博弈、競爭甚至斗爭的結果，是多方博弈建立的利益均衡機制的產物。在利益均衡機制、平等博弈基礎上建立的公平，才是長效的，有保障的。因此，社會公平首先需要公正的法治(博弈)環境，以維護程序正義，中國不可回避的要面對這一現實問題。

9．經濟發展動力，能否從政府之手轉向市場之手。中國多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依賴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其所占比例連年突破百分之五十，投資拉動型經濟的主導者是各級政府，看似熱鬧，但效率低下，且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生態破壞。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要求轉變發展模式，要求政府之手逐步退出市場，由市場之手主導經濟發展，即建立市場內生的高效運作機制，但阻力不可低估。

10．社會運行周而復始，能否建立完善的“自我糾偏機制”，保持社會平穩進步發展。中國社會能夠步入第三時代，無疑是社會的進步。但這種跨越式發展，既是前期發展提供的基礎，又是對前期問題積累的無奈之舉。再追溯到二十多年前，中國第二時代的跨越，也同樣是面對“文革”后百廢待興的困難局面做出的歷史性抉擇。社會運行的這種周期性現象，表明中國社會發展缺乏有效的“自我糾偏機制”。建立長效隨機糾偏機制，**終能否走出已多次出現的“強力糾偏”跨越式發展的“怪圈”，保持經濟與社會的長期穩定發展進步，是對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的又一次新考驗! 

                                                        ——摘自《中國改革觀察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