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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工業化？

工業化是一個國家走向富強的必由之路，縱觀世界各國的工業化道路，并無絕對統一的模式。那些成功國家的工業化，往往是根據國際形勢和結合自身特點來進行。因而對后進國家來說，有必要充分借鑒先行者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面臨著諸多問題。當前來看，既面臨著資源和環境的約束，更孕育著信息技術帶來的可能趕超的后發優勢。如何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新型工業化模式，用**短的時間、**低的成本來完成工業化目標，是一個既重要又緊迫的課題。
　　傳統的工業化模式以消耗大量資源、破壞環境為代價，留下了種種遺患；中國的工業化必須走人與自然相和諧的可持續發展的新路
　　發達國家工業化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大多以資源大量消耗、環境遭到破壞為代價，走的是“先發展，后治理”的路子。以英國為例，英國的工業化導致了泰晤士河在近百年看不到魚，經過“二戰”后的環境治理，于1968年才重新發現40種魚。如果重復西方國家的思路，那么西方工業化進程中所伴隨著的一系列遺患就會在我們這里重演。
　　近年來，各地忙著上馬鋼鐵、冶金、汽車、石化等重工業項目。特別是過去的一年，重化工業快速膨脹直接燒熱了中國經濟，住宅、汽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過熱發展，引起鋼鐵、有色金屬、建材機械、化工行業的高速跟進，**終帶來電力、煤炭、石油等資源和運輸的嚴重吃緊，環境承載能力日趨下降。這就促使人們反思：中國的工業化道路究竟應該怎么走？
　　經濟學家吳敬璉前不久曾尖銳地指出，以“重化工”為主導的經濟增長在現階段的中國出現得不合時宜。片面追求重化工業，其特點就是依靠拼資源、拼設備、拼投資，是以犧牲資源、犧牲環境為代價的，不僅使我國的資源出現短缺，引發世界生產原料價格的飛漲，而且會使我國的宏觀經濟出現過熱現象。這樣取得的所謂增長，**終將由納稅人“買單”。他認為，所謂的霍夫曼理論（即主張發展重化工業的19世紀時期的粗放增長型理論）并不適合中國。
　　的確，中國以世界水泥消耗總量的50%、鋼鐵的34%、煤炭的31%、氧化鋁的25%、電力的13%，實現的卻僅僅是世界4%的GDP總量。即便我們想維持這種以高投入、高消耗為代價的高增長，資源與環境也將無力承受。這樣的發展模式無疑對中國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能力提出了挑戰。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認為，中國是傳統工業文明的遲到者，絕不能在生態工業文明的路上再次落后。再過三四十年，如果別人用的是太陽能飛機與氫能汽車，而我們的主要能源仍是日趨枯竭而污染環境的石油，這樣的國力如何與人家競爭？發達國家如果成功完成從傳統工業經濟向生態經濟的轉型，那我們多年以很高環境成本取得的經濟成就將再次落后于時代。
　　因此，中國的工業化只有走出一條新路，才能處理好經濟建設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才能真正實現建立在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基礎上的可持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力倡導和發展發展循環經濟顯得十分迫切。
　　所謂循環經濟，乃是將環境與經濟行為科學地構建成一個嚴密和封閉的循環體系，使資源與產品之間不再是原來那種近似的母子關系，而是一種平等的相互派生、相互依存、相互支撐的關系。它從生態—經濟大系統出發，對物質轉化的全過程采取戰略性、綜合性、預防性措施，通過資源的循環利用致力于從根本上解決具有“增長”特性的社會經濟系統與具有“穩定”特性的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降低經濟活動對資源環境的過度使用和對人類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從而使經濟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可以這樣說，探索發展循環經濟，為今后一個時期中國工業化道路指明了一個新的奮斗方向。
　　拉美和部分東亞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道路中所付出的資源被攫取、產業結構不合理的沉重代價值得我們警惕。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必須既能有效參與國際資本大循環，又可保持適合國情的合理產業結構和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
　　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經歷了一條曲折的歷程，既有輝煌的成就，也有痛苦的失敗。其工業化運動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本身是當代資本國際循環的一部分。資本國際循環既有促進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隨著介入資本國際循環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漸導致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工業化發展出現嚴重障礙。
　　例如“出口導向”是許多拉美國家和部分東亞國家在20世紀70或80年代以來采取的主要發展戰略。然而，過分依賴海外市場、特別是西方市場，卻使本國和本地區的產業結構和工業結構內部出現了不均衡的變動。工業體系內部出現了“雙重化”的結構分化趨勢。如韓國和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對外貿易經常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0%以上，結果產生了國內生產結構雙重化的效應，即導致了出口型產業的過度膨脹和內需產業的相對萎縮。經濟過度開放，過度依賴外資和海外市場，阻塞了發展中國家國內產業鏈的自然延伸，使產業發展空間趨于狹窄，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發展中國家是以所謂的“比較優勢”加入國際經濟的分工體系的，然而“垂直分工”依然是這一分工體系的結構特征。發達國家所需要的和看中的只是發展中國家的廉價人力和自然資源。這樣的“優勢”正好把發展中國家送入國際垂直分工的底部，在發展中國家造成了“不發達的發展”。
　　另外，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原始積累主要是內向性的，往往需要由農業和農民付出代價，從而**終導致農業的衰退。而農業、農村的衰退導致國內市場發育緩慢甚至出現萎縮，反過來為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設置了障礙，造成工農業發展失調。而其又無法復制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做法，通過殖民化解決早期工業化發展中的工、農業的結構性矛盾。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且農村居民占據絕大多數，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十分明顯。未來20年，有超過2億農村勞動力需要從第一產業中轉移出來，但目前我國第二、三產業就業總人數也僅為3.5億人。換言之，20年后我國的第二、三產業就業總人數將比現在增加60％。因此，搞工業化要考慮到怎樣使人力資源優勢充分發揮的問題。
　　新型工業化道路，客觀上要求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在調整中，我們應當正確處理發展高新產業和傳統產業、資金技術密集產業和勞動密集產業、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千方百計擴大就業，將更多的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既要造飛機，也要做皮鞋。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中國人力資源特別豐富、就業壓力巨大，也就是說，這在客觀上決定了我國工業化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不應該放棄傳統產業和勞動密集產業。
　　新型工業化需要我們改變目前承接國際分工的方式，處理好引進與發展之間的關系，積極進行技術吸收與創新
　　對外開放，為中國的工業化營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但對于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往我們重引進而輕消化吸收，導致出現加工能力強而技術創新不足的局面。
　　**典型的例子莫過于汽車產業，這么多年來一直都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但是真正形成我國自主產權的汽車核心技術幾乎沒有，汽車工業始終脫離不了需要保護的幼稚產業的狀態中。類似的產業還有**具影響力的IT產業，比如IT產業的關鍵技術——芯片就始終還控制在外國人手中。
　　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既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對于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經常遇到的資金瓶頸、技術瓶頸和市場瓶頸，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來配置解決；又需要在先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上形成一種制度，加大對技術創新的投入。否則，我們就很難擺脫國際產業向中國轉移過程中把我國送入國際垂直分工底部的命運。
　　信息化為我們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提供了歷史性的契機。信息化技術在資源合理配置和提高管理效能上具有革命性的影響
　　縱觀歷史，一項重大新技術的出現，往往會改變世界競爭格局。比如英國抓住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技術的機遇，率先實現工業化；美國抓住電氣技術變革的機遇，實現經濟飛躍，成為世界強國。事實證明，在人類進入21世紀的今天，靠走傳統的工業化道路，是很難實現趕超的。
　　信息技術為中國快速實現工業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提供了機遇。首先，國民經濟信息化本身就為工業化發展打開了新的增長空間。比如，從1996年到2000年，我國以信息產業為主的高新技術制造業年均增長21.2%，高于同期全部工業產值增長速度11個百分點。
　　其次，當今信息技術對人類的影響不亞于以往的任何技術，是擺在全世界面前的又一次難得的機遇。所謂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并非單純地發展信息產業、增加信息產業的產值，它意味著用現代信息技術滲透到各行各業，降低信息成本，特別是信息管理技術對于工業化管理的推動將是革命性的跨越。只要我們充分利用信息化、網絡化帶來的有利條件，不失時機地大力發展信息技術產業和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工業，就有可能在信息產業及相關產業中獲得突破，從而大大加快我國工業化步伐。
　　總之，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世界上沒有先例。現實催促著中國必須努力探索奮進，盡管探索的路上充滿著風險和變數。但命運必須由自己來主宰，中國需要走出一條適合自我國情的道路，朝著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堅定邁進。

（ 摘自《中國信息報》 ）